青春不是年华，是心境，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是炽热的感情，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青春是你我的。——《芳华》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看了电影《芳华》我百感交集、夜不能寐。那曲“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总在我耳边回荡。不由地想起我那敝帚自珍的芳华，那伴随青葱岁月的跌宕起伏……

我和妻子的芳华是上世纪60年代，比电影中刘峰他们的要早十年，那正是中华民族遭遇“浩劫”的十年。我大学是学五年制“无线电”专业的，本应1966年毕业；小我近两岁的妻子是学“植物保护”的，本应1967年毕业；和所有同学一样，不能按时毕业分配，都留校“闹革命”了。

文革初期，没有比高校更“热闹”的了——党委书记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教授们穿着内裤就被从家中拖出家门，带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游校。一些同学积极“造反”，一些成了“老保”。我基本上处在中间状态。一方面是担心自己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多次被评为优秀生，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担心会不会像57年反右开始时那样“引蛇出洞”；另一方面，牵挂着父亲，父亲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逃被揪出的命运，成了“牛鬼蛇神”。

几个月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都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成了“革命造反派”。我在校内只是普通一员，连“红卫兵”都不够资格参加。1967年春被派到社会上去，支援社会上的“战友兵团”组织。在那里邂逅了兄弟院校派去的妻子。文革前，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我的普通话也不错。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在“战友兵团”的宣传车上帮着播稿件，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朗读毛主席语录。

妻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们有相同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以认识后很谈得来。谈起过去看过的电影、小说和熟悉的演员，十分投机。回校时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边走边谈，从合肥市中心走到“安农”、“安医”大学区，到后来她坐上了我自行车的衣包架，渐渐地我们由“战友”成了恋人。

到了夏天，合肥两派对立到武斗一触即发，我们也就成“逍遥派”。正好，妻子的姐姐要到北京去生孩子，因为她姐夫在医科院。我们就一起护送姐姐去了北京。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或徘徊于天安门广场，或漫步在从动物园到三里河路钓鱼台国宾馆一带，长长的绿荫道上，终于堕入了爱河。我们还骑自行车去十三陵和长城，海誓山盟了一把。

秋天我们回到合肥。文革的纷争动乱使我们厌倦，消遥津的湖光岛色则令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图：长城见证了我们的芳华）

（图：合肥三孝口安徽省博物馆）

转眼到了1968年，在分配的紧要关头，我们还是“依然故我”，不常在学校里，对校内“如火如荼”的分配内幕全然不知。终于我被分配到了大家听到都害怕的新疆克拉玛依（分配过程曲折复杂，笔者省去。有了这个经历，今天我更能心领神会刘峰和何小萍的遭遇。）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听到我分配到克拉玛依的消息后，就跑到我家来找我，给了我这句话。事先我已经万念俱灰，心底一片彻骨冰凉，想好了要对她说“我们分手吧”，却没来得及开口。妻子的“雪中送炭”，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何等的“大爱”啊！就是这种“苦寒中的馨香”陪伴了我一生一世，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向前的力量，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妻子父母都是从上海来安徽的，但绝无一般人们所认为的上海人的“势利”。在这决定爱女一生命运的时刻，没有一句话来阻拦。连一句叫女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的话都没说。

我父母只能接受我即将远赴新疆的事实。父亲说：“孩子，去吧。”再多的话他也没说，也不能说了。他们多年来望子成龙、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作为的期盼，随着文革的到来早已成泡影。如今，最现实的问题是，没完没了的“交代”没有人商量了，“检查”没有人帮着修改了……

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在我去新疆之前，立即结婚。我们想的很简单：结了婚就可以用“照顾夫妻关系”为由，早点调到一起了。

“你可要好好想清楚了！”妻子到学校去开结婚介绍信，系秘书是这样告诫她的。系里怎么会想到：一个才二十出头的“教授千金”，不说是“校花”也是一朵鲜花的她，却要和一个马上去新疆的人结婚。系总支书记还正惦记着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一个什么亲戚。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我们去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婚纱、没有婚戒、没有鞭炮……；只有双方父母的祝福：悄悄地一起在家吃了一顿饭，母亲在蚊帐上贴了一个她自己剪的双喜。两个父亲正在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随时等着去被批斗、进“牛棚”——真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结婚照是有的，一张在合肥长江饭店照相馆照的两寸黑白照片。照片中我的眼泡是肿的，明明是舍不得分别哭肿的，妻子非说，我本来就是单眼皮、肿眼泡。妻子的眼睛本来就大，还有两个天然酒窝，配上两个短辫，显得格外清纯、娇美。只是照片中眉宇间带着一丝离别前的忧伤。后来，当我在克拉玛依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当“工宣队员”时，几个年轻的女教师看到了这张照片，都惊奇地问：“你爱人是文工团的吧？”

婚后一个多星期我踏上了离别的路程。三天四夜的火车硬座总算到了乌鲁木齐。没想到“红太阳”照耀下的“新疆好地方”会乱成这样——火车站广场上，公交车要么不停，呼啸而过；要么停下，不等门关好开着就跑。开始我还犹豫着，后来看看，不“奋不顾身”是上不去了，就硬挤上了一部车。到了一个站，我就被推下了车，再回头上车，原来夹在两条腿之间旅行包就不见了。

报案时才知道损失是多么惨重：包里有毛衣、毛裤、在上海才买的“的确良”衬衫、还有其他大部分换洗衣服……。最主要的是结婚证书也在包里。我带着是为了证明已结婚，有朝一日争取“照顾夫妻关系”的。

又乘了两天汽车到了克拉玛依。在招待所住下后，就去瞻仰市容。全市基本上是平房，不少还是土坯房或“干打擂”夯成的。只有一条街有几座两层楼，在一片开阔的石子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剧院。一看就是苏式建筑：绿色的屋顶，乳黄色的高墙，正面是六根大理石圆柱，足足有三四层楼高，屋檐下写着“友谊馆”三个大字。

去劳资处报到后，还让我们在友谊馆看了一场演出。“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这些听了无数边的歌响彻舞台、贯穿始终，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台上身着维吾尔族服装的女演员们的舞蹈婀娜多姿，不时转动手腕、平移头颈的动作极具新疆特色。宽大的衣袖下，露出雪白的手臂热情奔放地挥动着，在明亮的灯光下格外耀眼。也让第一次身处克拉玛依的我感受到了一点边疆风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二十六年后的1994年12月8日，就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火。火灾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作为亲自到过那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时我的心都在颤抖。

（图：在克拉玛依唯一的一张照片）

报到后，我分在采油二厂，离市区还有30公里的白碱滩区。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敞篷卡车，把我连同行李一起拉到了厂部。我又被下分在703采油队，离厂部又有三四里路。根据工种，我领到了劳保用品：黑帆布夹克式单衣，深色志愿军式的棉衣裤（针脚行在面子上的那种），一双翻毛皮鞋。我因是采油工，要在野外作业，多发了一顶皮帽和一件皮大衣——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陕北汉子穿的光板羊皮大衣。

不久，我能独立顶班开始上“三班倒”了。每周早、中、晚班各两天。早中班都还好混。偶尔要抬几百公斤重的整盘钢丝，往往是几个人用碗口粗的毛竹来抬。但比起为油田挖管沟的“建设兵团战士”不知要好多少。

晚班很难熬，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待在约二十平米的值班房里。接班后，哪怕是一个人，也要向毛主席像请示或汇报；然后扛起管钳去“跑井”。油井分布在相距几百到上千米远，油井间是没有路的一片荒漠，真叫是“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有的是尘土碎石和不知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前的枯草烂根，偶尔还能看到不知何种动物留下的足迹。

克拉玛依气候干燥，一年到头几乎不下雨雪。夏天室内不热、气候干燥，日子还好过。最可怕的是风沙和冬季的严寒。地处准噶尔盆地，著名的魔鬼风神城堡乌尔禾，就坐落在克拉玛依东北，十天半个月就刮一次8级以上的大风。遭遇大风，眼眶和耳朵里全是泥沙，宿舍里的桌子上、被子上便是薄薄一层细沙。严冬最困难的就是“解大手”，要在四处通风的蹲坑式厕所里迅速地“结束战斗”。还要先“处理掉”池里排泄物形成的尖塔。

在万籁寂静、漆黑的夜晚里，我身穿光板羊皮大衣，扛着管钳，行走在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有时大吼几声，给自己壮胆，有时便唱起了歌。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草原之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耶…/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哎……

虽然周围连“草原”这样的景色都没有，但歌声唱出了我的心声。尤其是那句“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唱出了我对远在天边的新婚妻子和身处困境的父母那种肝肠寸断的想念。感谢田歌创作出这样动听的旋律，陪伴我渡过那无望的蹉跎岁月。

一年后，我被调到去703采油队食堂当管理员，负责本队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食堂连我四五个人，要能排得开三班倒，管理员也必须身兼炊事员了。比一般炊事员多的事就是管理账目、饭菜票和食堂物资。我学会了各种“烹调”技术，养过猪，赶过毛驴车，又为工人师傅献过血，还被评为“学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高升”了。70年下半年，通知我作为工宣队员调到学校。我当时是工人编制，作为工宣队员也未尝不可。其实名义上是工宣队，实际上是叫我们去教书。厂子弟学校那么多职工的子女，包括各级领导的子女；何尝不想找正宗的大学毕业生去教他们的孩子。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其实是一个带帽子的小学。我去后就到初中部教物理，还教体育和音乐；并兼一个班的副班主任。

在克拉玛依的日子里，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想家，特别是想念结婚不到两星期就分别的妻子。唯一寄托思念的方法是写信。写信的频率是一周两封。一封信要一个多星期才能收到，所以不等收到回信就要写下一封。这样同时有几封信在路上交叉着（如果这数以百计的信保留至今，该有多好！）。

信不会那么准时的，有时等了几天都收不到，让我坐立不安，心乱如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乘班车到克拉玛依邮电局打电报。当时发电报是每个字三分半钱，其中包括半分钱的译码费。为了省这半分钱的译码费，我买了一本译码，自己把电文事先译成莫尔斯码。如“爱”译成“4293”。

在熟悉了环境后，我曾去厂部要求把妻子调来，因为我看到有家的一家一户地小日子过得还很“滋润”。厂劳资科的回答是，我们这里靠近中苏边界，地处反修前哨，现在不能接收女同志。如果你要有地方接收，我们可以放你。这样把妻子调来克拉玛依的路就堵死了，却也释放出一丝调回安徽的希望。可是在那动荡的岁月，找地方接收谈何容易。

在克拉玛依的三年里，我回了三次家。所以在新疆的“高工资”都“铺”了铁路。第一次是去克拉玛依不到半年。想家想得实在憋不住了，于是请不发工资的事假回去。为了节省时间，我从克拉玛依乘飞机到乌鲁木齐。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是一架安-2型的小飞机，仅可容纳乘客十来人。由于飞机在空中颠簸太大，我晕机吐得死去活来。从此再也不敢乘这种飞机了。

妻子那时已经分配，分到淮北五河县沫河口三铺农技学校。从蚌埠市坐船一两个小时，下船后还要步行十几里路。五河、泗县和灵璧当时因为生活艰苦被称作为“五泗灵高地”。

第二次是1969年下半年请探亲假回去的。到家时，我父亲刚好和一批“牛鬼蛇神”从农村劳动回来。当时六十岁的他已经重病在身，在农村滚稻草、睡地铺，还要劳动。父亲早在1954年就被整，冤狱一百多天——干推磨之类的重活，患上了肺结核和胸膜炎，差一点送命。

后来总算幸运，上面发现是冤枉他了，告之无罪，并把他送到南京鼓楼工人医院治疗。病好以后颇受重用，所以“反右”这关就过来了。没想到“文革”这关过不去了。由于身上残留的结核菌顽固，加上在全椒农村干活劳累，他的左臂肘关节患上了骨结核，流脓不止。看到他又瘦又黑，肺功能不好，经常哮喘不止，我心里难过极了。

岳父大人那时日子也不好过，正在凤台县马店劳动；岳母则下放灵璧县。在我回去探亲期间，和妻子辗转前往凤台去探望了岳父。岳父身患心脏病，心房纤颤经常发作；而且眼睛高度近视，连剪指甲都看不见。妻子含泪帮父亲剪了手指甲，又剪了脚指甲。监督他们的工宣队怎么也不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为什么和父母那么亲。

团聚是幸福的，但也是短暂的，我们又要面临漫长的离别。光明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太飘渺了。我们在蚌埠市分别，从那里妻子要乘小火轮去五河，我即将登上去新疆的火车。离别前夜，我们相拥在一间小旅馆里，几乎一夜未眠。妻子说，这次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们就取名“离儿”吧。

1970年夏末，“离儿”诞生了。孩子并没有真叫这个名字。毕竟“离”字太不吉利了——不是用于“离别”，就是用于“离婚”。妻子先是挺着肚子，后是带着孩子，奔波于合肥与五河农村之间，其艰辛可想而知。在那个农技学校，住的是一间简陋宿舍，四处通风。冬天家里结冰不说，晚上门还经常吱吱作响；不知是风吹的，还是有邪念之人所为。

听说了这些，我在克拉玛依只能干着急，度日如年地过了好几个月。1971年刚过元旦，得知我可以请第二次探亲假时，我立即便请了探亲假。终于见到了已经四五个月的女儿。看着孩子那张小脸，我酸甜苦辣齐聚心头……

当然这次回去不能只顾儿女情长，主要任务是要让调动实现“突破”。父亲那时已被“解放”，参加了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父亲给单位写了报告，要求把我调回合肥，理由是患病身边没有子女，父亲单位批上了“情况属实”。其实，这种报告只能是给后续的努力提供原由而已；如果没有省里的人事主管部门出面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有靠妻子的名医叔叔了。他亲自带我跑了好多趟，去找了当时已“解放”了的一位副省长。最后通过省民政劳动局在有关报告上批了字：“同意联系接收”。

当新疆石油管理局收到“商调函”后不久，厂劳资科就通知我说：“你可以调回安徽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管理局以往没有处理过这种既跨地区、又跨行业的调动，把“商调函”作为“调令”来处理了。1971年6月，我告别了新疆克拉玛依，回到了安徽。但由于我调动手续不全，省民劳局差一点把我打回新疆去，限定我立即找到接收单位。

在联系接收单位时，因校军代表作梗，我回不成母校无线电系；又因为有“港台关系”，也去不成省电视台。最后，还是妻子叔叔出面，省民劳局总算把我安排到淮南市化工机械厂，去做电工。于是，我开始了又一轮的“马齿徒增”（照片能说明一切）。期间父亲去世。等到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母校于1975年把我调回无线电系（后为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任教。

（图：在化工机械厂当电工）

一番折腾妻子也从淮北调到离合肥较近的长丰县下面一个农村中学。一干又是好多年，直到1980，岳父去世后，我们才结束了那长达十二年悠悠的鸾飘凤泊岁月。

四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八月，我们又要长久地分别了(一别两年整)。不过，这次是好事——经过多年的奋发蹈厉，在全国出国英语统考EPT中，原是学俄语的我，在省里名列前茅，终于被派往美国。后来学成回国服务了六年。

沧桑经年，又离开祖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们始终魂牵梦绕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天天收看那里的新闻，聆听那里的歌曲，牵挂那里的亲人和同学，欣赏那里的电影电视剧，为那里的洪水地震捐款……这一切只因为——我们的芳华在中国。

2017/12/24于美国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