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 林枫）杀害九岁儿童张东岳的疑犯陈民（译名/CHEN MIN）终于7月21日被警方擒获，这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

所谓意料之中，是因为法网恢恢，如是玩火者终自焚。道高魔高，如果杀人越货者可以超越法律之外，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公理可言了。

而意料之外的，是自去年10月20日早上，居住在士嘉堡的9岁儿童张东岳在家中失踪以来，社会上关于疑犯的许多猜测，譬如说疑犯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张家或者是居住在张家的住客有一定的联系等，最后都不幸被言中，这个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惊讶，因为预言者于此时都不希望一语中的。

一位社区知名人士在获悉张东岳谋杀案被侦破时对星星生活记者说：“事件虽然经历了十个月，小东岳也一去不会再返，但今天一听到疑犯被抓获这个消息，内心还是隐隐地痛。”身为长者，这位社区人士相当感慨。“本来抓到疑犯应该很高兴，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警察都很沉重，他们为破案付出了相当艰巨的努力。”

从事儿童教育的张女士就张东岳案告破时向星星生活记者表示：“作为张东岳的父母，在过去这些日子里，他们一方面忍受着痛失爱儿的痛苦，另方面还承受着流言的中伤，但他们以宽厚之心待之，尽其力协助警方，这种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自张东岳案发生以来，民众曾对警方的破案能力表示怀疑，而此番疑犯陈民的被捕应是一个回答。

据皮尔区警察总长凯特尼介绍：“为侦破此案，全国共动用了300多名警员，专案组由32名侦探组成，其中14名来自多伦多，18名来自皮尔区。警方在查案过程中得到来自中国警方、美国FBI、加拿大皇家骑警、安省省警以及多伦多大学等方面的协助，耗资巨大。”

当然，民众除了表达对警方的敬意外，痛定思痛，从张东岳案的发生，到凶嫌陈民被拘捕，一些经验与教训，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于破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栏作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警察，个中细节无法了然。但是，随着该案的水落石出，尽管我们至今仍不知道疑犯作案的动机，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张东岳案与钟斯案是有所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从数宗西方女孩失踪案来看，犯案者的动机比较倾向于性侵犯；而对于东方女孩失踪案来看，假若作案者是华人华裔的话，犯案动机有可能是性侵犯以外的可能，比如绑架勒索、报复等。特别是在多伦多，由于拥有相当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年纪偏小，从心理到社会经验，到人生磨练都很幼稚，假若他们不慎步入邪途走上犯罪的道路时，需要注入合适的引导将他们从犯罪的边缘上拉回来。像假若法庭认定陈民确是杀害张东岳的凶手，那么，警方在案发时那种高调处理的攻心方式，是否适合如陈民这样的疑犯是可商榷的。”

有民众耽心，随着张东岳案的被破，华人华裔，或者中国留学生的形象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一位李姓留学生在接受采访时不无忧心地说：“陶琳、尚葵、赵巍及张东岳的被害致使中国留加学生的整体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担心这将直接影响我们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李同学希望媒体以及社会在反映张东岳案告破的时候，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疑犯的作案过程以及热衷研究作案动机，而应该更多的引导我们的社区，我们众多的团体，以及我们的社会，透过此案，对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予以更多的关怀与教育，帮助他们度过心理困扰期，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上的困难。过多的指责与歧视，都无利于华人社区的建设。

李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确实，过去社会上发生一些案件，只要一涉及留学生，舆论就会重在指责而疏于关怀。其实，因个别中国留学生的表现而将帐算在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头上，这种“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作法，是有欠公道的。

从整体来看，个别中国留学生无视法律的行为，只占社会犯罪率一个极少的比例。多伦多治安状况的变坏，含有多种因素。包括吸毒、贩毒、抢劫、杀人、强奸等等，犯罪者包括各阶层人士，而远非仅是留学生，或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观念连主流社会都是认同的。去年秋天，在星星传媒集团负责人引导下，中国中央电视台《小留学生》选景组到国会山庄拜会国会议员詹嘉礼时，詹嘉礼就明确表示：百分之八十五的留学生是好的，绝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会学有所成，成为加中两国建设的栋梁。

另方面，相关凶杀案嫌犯并非都是中国留学生所为。比如最近发生在加拿大安省北约克的中国留学生被企图谋杀案，来自新加坡的CHAN SENG TAN，被警方控其见财起贪，涉嫌意图谋害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他已被控绑架、企图谋杀、性侵犯、抢劫等多项罪名，这个案子的凶嫌就并非中国留学生。就算是留学生犯罪这种情形，也不仅仅是现在有，更不仅仅是加拿大有。再如1991年11月1日，刚获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因误解学校对他存在歧视而开枪射杀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同样来自北京同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

正确认识留学生犯罪不等于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近年来，在中国留学生相对聚集地，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留学生犯罪率较高，这个事实已引起所在国以及中国的重视。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唐人街，3名男子劫持了老字号“得记烧腊”的老板周启泉，疑犯索要60万澳元赎金，警方破案后抓获5名绑架嫌疑犯，他们最小者17岁，最大22岁，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又如，2002年8月2日，中国留美学生尹湛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学生宿舍楼里杀死了两名韩国女学生，仅仅是因为尹在骑自行车时和其中一名开车的韩国女学生险些相撞，便杀人泄愤。

有报导指，在新西兰，个别中国留学生或留着古怪发式，穿着最时髦最豪华的服装，开着奔驰、宝马轿车招摇过市；或涉足赌场、地下毒品交易市场。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个中国东北来的女学生，一次赌博就输掉5万多新元（1新西兰元约折合人民币4.02元）。

凡此种种，多少能勾勒出中国留学生犯罪的心理轮廓。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留学生置大好的留学前途不顾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呢？假若我们将犯罪者的家庭背景，所在国所推行的留学政策以及心理发育年龄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犯罪者比较相同的特点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犯罪年龄偏低，且心理素质较差。

就以涉嫌杀害张东岳的陈民来说，他是2001年登陆加拿大的，那年他才17岁，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人漂洋过海，无论怎么说，这个年龄在思想、心理以及道德观念上的经验都是不足够的，假若他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再假若他人生再遭遇少许打击，无知与冲动促使他走出错误的一步，这是谁之错？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与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所不同的，如今的许多留学生年纪偏低，大多在二十二、三岁以下，这些孩子在国内仅只完成高中课程，因为成绩不好，父母就将他们推出国门，以为浸浸洋水就可以一朝跃龙门。为了让孩子能在国外安心学习，父母给孩子准备了大笔的资金，甚至盲目满足孩子的购物愿望，像买好车住好房子等。从某方面，不能说父母对他们不重视，不爱。当然，父母付出这样的爱是有“代价”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孩子自身的特点，强硬地要求孩子必须要学有所成，出人头地，这无形给孩子造成具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相信：当孩子们踏出国门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自己会成为罪犯，或者会学无所成。孩子只有到了国外，在接触了现实生活之后，面对活生生的生活打击，加上父母管教上的失控，还有物质生活的引诱，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那些自立、自制能力差的学生容易遭遇生存危机，从而产生心理障碍。这种障碍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很容易成为犯罪意念的温床。

心理学家认为：二十二、三岁以下，初高中毕业就直接出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心理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出国前因家庭环境造成本来就有的，另一种是在异国他乡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一般来说，如果原来的心理就不够健康，在出国后受环境激发，通常只会恶化，这类学生以男性居多。

当然，也有部分学生出于好玩心理或迫于父母的期待而出国，这种目标不明确、动机不单纯的孩子，一但遭遇挫折，也会产生自暴自弃，报复社会的行为，这也是部分小留学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家长为了将孩子“哄骗”出国，将国外生活与学习讲得过于美好，孩子出国后发现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的落差，内心压力很大，一些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谈的学生，处在非母语环境中，更容易封闭自己，出现交往障碍，这些也容易促使孩子行为走向极端。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心理障碍，都需要积极的疏导，以及由外界为他们营造一个倾诉的空间，进而获得外界的帮助，这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帮助。

显然，让不懂得如何寻求外界帮助的孩子获得帮助，这是我们社会，也是华人社区所必须承担起来的职责。

当然，回过头看，中国留学生案犯率高的国家，在吸收留学生政策方面，大多注重留学生申请者在抵达申请国后的生活能力。像有些国家过份依赖学生名下是否具备有数十万元的存款，而忽略了对学生学业、品德、心理等方面的考核；还有些国家，由于与中国没有建立相应的引渡条例，造成学生犯罪者有侥幸心理，以为一犯罪可以一走了之，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留学生犯罪状况的恶性循环，现在该轮到我们反省了。当然，这包括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