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王泽）前不久，《星星生活》曾经发表过我的拙文“心能治癌吗？”。在这篇文章中，我简要介绍了加拿大著名科学家、医生、“加拿大勋章”获得者阿腊斯泰尔・坤宁汉（Alastair J. Cunningham）博士几十年来研究心与癌症的关系的成就和著作。目前，我正在翻译他的书，准备联系出版社出版，以便更为深入和系统地向华文读者介绍。当然，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罹患各种严重疾病或慢性病的人从中受益。至少是让他们知道，除了求医问药外，他们还可以自己帮助自己，而且可以帮很大的忙。

在翻译过程中，我常常为他的一些描述或观点所感动，有时甚至想击节叫好！这大概就是我喜欢翻译的原因之一吧。写作是“从内向外倾倒”，而翻译除了“外倾”之外，还有“由外向内吸收”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翻译时，除了要搜肠刮肚地阐释原文的意思外，还时时可以从原着中学到新的东西，领悟新的道理。而且，有些领悟是在读书时没有的，只有在仔细琢磨原文的意思，逐句推敲之时，才会突然领悟。

在翻译他最新的著作《心能治癌吗？》第二章时，就有一个这样的领悟：大道的确至简，但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却非常不容易――也就是非常复杂。

《心能治癌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位临床科学家对证据的考察”。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内容是归纳分析“心能治癌”的证据。坤宁汉博士在归纳分析心－身关联明显，通过心完全可以缓解或反转的健康状况（疾病）之前，有两句不无感叹的话：“许多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转换思想模式缓解――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心理疗法予以协助。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引起疾病的不是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心对它们的反应。2500年以前，佛陀就曾指出过这一事实！”

译到这里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非常理解他为什么在句尾用了一个感叹号。

“引起疾病的不是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心对它们的反应。”这个道理不可谓不简单。但是，在明白它之前，在把这个道理于2005年写在这本书中之前，即便是像坤宁汉博士这样“根器”很好的人，也经历了漫长的复杂过程：1960年代攻读细胞生物学博士，之后，投身于免疫学领域的癌症研究，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在这一领域内最有希望找到防治癌症的方法，而且一干就是20来年；

而后，他发现这一领域实际上没有希望突破，加上1970年代末因学练瑜伽治好了他的关节炎，对心与疾病的关系开始感兴趣，就攻读了第二个学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开始转而研究心与癌症的关系；

再后来，他自己也身患晚期肠癌，经历了通过心－灵修炼帮助自己战胜癌症的过程，更进一步更增强了在这一领域深入研究的动力；又经过20多年的刻苦努力，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写出了得出上述简单结论的著作。所以，当他说这只不过是2500年前佛陀就指出过的事实时，就很感概了。

这个道理是一个事实，而且在2500年以前就是事实。它是佛陀亲自讲述的，而佛陀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它是在2500年前讲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可谓不多。至少，在文化、宗教、历史、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这绝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道理。但是，迄今为止，真正认识或承认这个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至少，它还远不能影响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公众的基本健康观念。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物质主义为基本导向的正统医学体系。

为什么在人类的疾病问题，尤其是以癌症为代表的严重疾病和慢性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现代医学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认识这个非常有希望找到一条光明的医治之路的简单道理，从而努力开发每个人心中的医治潜力，帮助现代人改善健康状况会如此艰难？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为什么大道至简而知之甚难？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你都可以发现这一现像。

我觉得，首先，对任何道理的“知”都有两种，一种是“浅知”，即泛泛的知，似知而非知的知，知而不一定行的知。这种知等于不知。第二种是“深知”，即深入本质的知，既知且觉的知，知而就行的知。有人把前者说成“知”（knowledge），后者说成“觉知”（awareness）。

例如，著名的耶稣会教士，提倡将东方的静修技术应用于基督教祈祷的安东尼．德梅洛（Anthony DeMello）就曾写过一本题为《觉知》的书。他在书中举过一个关于“知”与“觉知”的区别的例子：有这么一个人，早就知道所有关于抽烟可以导致肺癌的信息，但从来就没有戒烟的念头，当然也没有行动，直到他的医生说他已经患了肺癌。当他看到自己的胸片和诊断书之后，当天就戒了烟。

德梅洛说，前者是“知”，后者是“觉知”。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都是“深知”。而深知必须包含“觉知”的属性。而什么事觉知呢，我的理解是：它是对事物属性和本质的一种敏锐的“察觉”，常常在能够用语言描述或思考自己这种感知之前，就已经对它有了非语言的正确把握。鉴于一般思维都是以语言作为工具，所以觉知的属性至少不是思维。

其次，我们的心过于复杂，已经复杂到难以理解简单道理的程度。也许，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凡是复杂的东西，一般都有数量多、体系复杂、关系错综的特点。当我们的头脑一旦被这么多的东西充满之后，既不会有空间来做“反向”（非复杂）的思维，而且还往往会有一种自以为更具逻辑性的思维倾向：认为更深刻的东西一定更复杂，而简单的东西就不值得思考了。

三是我们的信念体系一般不允许我们相信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所相信的东西，一般都有经过积累的基础。有些是知识的增多，有的是文化的传承，有的是经验的积累，总之，都不是“轻信”。所以，一旦我们知道有些道理如此简单之时，惯性的反应常常是不相信。

写到这里，也就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而且至今尚无定论的关于“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讨论。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我觉得他是对的。

也许，大道至简但知之甚难的根本原因应该更多地在第一种情况中探求――应该更多地探究如何才能“深知”。我觉得，深知的“知”并非知性层面上的知，而是心－灵层面的知。换句话说就是，它不是有关知识、逻辑、智力、聪明的问题，而是非知性、非逻辑、非智力和非聪明的问题，是觉知和领悟的问题。当然，要展开来谈，就是另外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