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王泽）转眼之间，与妻子一起来到加拿大已经5年了。在第4年快满时，终于获得了等待已久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在那之前，我们只是访问者，不断申请延长签证，以便能帮工作无规律、经常在别人休息时上班的女儿、女婿照顾幼小的孩子。

初来时住在士嘉堡Lawrence和Kennedy附近的地方。虽然那里的中国人不算多，但只要天气不错，每天傍晚都可以在附近一个小公园遇到几个同胞。有的是带孩子到那里的游乐场玩，有的是散步后在那里小歇。逐渐发现，那其实是一个交流中心，也是一个信息中心。

有一天，得知某个周末可以到附近的教堂去听中文健康讲座。这种活动我们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在这里很少有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讲中文的社会活动的机会，所以不管内容是什么，只要有时间，就会参加。

那天的内容是讲耳朵保健，主讲人是加拿大听觉协会（CHS）的一位义工，她自己介绍自己时，让大家称呼她“毛太”。后来看到她留给大家的名片，上面写的是：毛张梦竹，听觉护理辅导员。想必是来自香港，因为这是那边的叫法。

我对那次讲课印象很深，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进入花甲之年，才第一次了解耳朵的结构和功能，也才知道自幼养成的掏耳屎的“卫生”习惯其实是不卫生或不健康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二是对加拿大对人如此关心很有感慨。三是讲课结束后，毛太还用一套便携式设备，为与会者检查了听力。这种检查，也是我60年来经历的第一次。退休前虽然是公务员，医疗待遇不差，体检每年都有，但从来没有接受过用精密仪器检查听觉的待遇。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

当轮到我检查时，毛太发现我的左耳对某个声频范围的反应不敏感，就建议我到听觉协会作进一步检查，请专科医生看是否有问题。她告诉我，有些问题是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但如果不深入检查和请医生诊断，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使听力越来越差。当我告诉她，我还不是加拿大居民，只是访问者，没有资格享受这里的医疗服务时。她非常和蔼地对我说，那就等你拿到移民身份后再说吧，到时给你安排检查。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很好，但也没有太当真，因为我并不觉得我的耳朵有明显问题。而且，在中国的关系环境中，我们已经习惯于种种我们称之为“长把伞”的承诺——所谓长把伞，就是指伞离头太远，不能遮雨，以比喻那种不会实现的承诺——所以，对毛太的这个淡淡的承诺，并不太在意。

2011年10月，大概在听毛太的讲座三年之后，我们拿到了移民身份。3个月后，获得了安省的健康保险卡，可以享受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待遇了。当时想到的只是很多年没有体检了，应该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看看有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妻子比较担心她的血脂，因为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大多有这个问题。于是，大约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去“尝了新”——第一次享受了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待遇。感觉很好，而且结果也很好。我和妻子都没有大问题。

又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在4月份吧，我们刚刚搬到一个新住所。有一天，妻子叫我我没听见，因为正专心于上网浏览。她不无揶揄地说，你该去检查检查你的听力了！还记得毛太说过的话吗？这不免触动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既然精密仪器发现我的听力有点问题，还是应该检查检查。

于是，翻箱倒柜找几年前毛太留给我们的名片。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拿起电话一拨，像平时在加拿大打电话一样——只能留言。于是，就等等看吧。没想到第二天，毛太就来了电话，听我一说情况，马上就说可以立即为我安排检查，但需要等候一段时间，并问我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当时已确定7月17日回中国办事，9月17日返回。于是，毛太就安排我10月16日上午11点作听力检查，11点半看专科医生，同时还为我安排了翻译，说翻译姓李。

哇，看来三年前那个淡淡的承诺，真的会变成现实了。只不过从安排之时算起，还有半年要等。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提前半年安排半年后的某一天天几点几分干什么事的习惯，所以，心里不免还是有点忐忑，又怕到时忘记，就在几本重要的记事本和日历上都作了记录。还反复交待妻子届时不要忘记提醒我。

转眼我们就去了中国，在那里忙忙碌碌地办完事，于9月17日准时回到多伦多。回来后又搬新家，又装电话和互联网，中间还出了点问题，着实忙乎了一阵，到10月初才想到了16日要去检查耳朵的事。本想打电话给毛太问问情况，转念一想，既然多年以前的承诺半年前已经作了安排，而且并未要求我事先还要再次确认，何不静静地等等看，看看临近时又会发生什么。潜意识中，可能有一种想看看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一安排的想法。

原定日期三天之前，接到听觉协会一位专科医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问我10月16日上午11点是否可以按原定几乎准时到他们那里检查和看医生。原定日期两天之前，又接到毛太亲自打来的电话，提醒我不要忘记届时准时到听觉协会就诊。他们就像设置过提醒程序的电脑一样记得原来的承诺！

10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我提前半小时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加拿大听觉协会，填写了相关表格，坐下候诊。10点45分左右，一位华人老先生来到，一进门就与我打招呼（可能是因为候诊室里只有我是华人），问我是不是姓王，并介绍说他就是为我担任翻译的李先生。

事后才知道，他也是位义工，退休前是核工程师。11点，一位面带笑容的女士拿着我的表格到候诊室来接我，把我带进听觉检查室，用比当初毛太所用的便携式仪器更为精密的仪器对我的双耳进行了多种检查。11点30分，一位和蔼可亲，有点像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老医生又给我做了另外的检查。之后，他翻开检查结果，告诉我我的听觉正常，左耳对某个范围的声频反应不理想，但仍属正常范围。他还嘱咐我说，过几年如果发现有明显的听力减退或与鼻子相关的问题，可以立即与他联系。

检查完之后，我有一种冲动，很想见见在听觉协会工作的毛太，但她那天恰恰不在办公室。我把我想感谢毛太的意思告诉了值班员，她说一定转达。回家后，我又给毛太打电话，留言告诉她检查结果，并再次对她表示感谢。她至今一直没有再联系我。

一个淡淡的承诺，却如此这般地恒久不变，让我从心底感受到了一份深沉的关爱！而且，这不仅是毛太个人的关爱，这是一种集体的关爱，一种制度的关爱，一种体制的关爱，是加拿大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新移民的真切实际的爱。虽然这种关爱很平凡，毫不张扬，毫不自夸，但却很深刻。活了60多年，这样的体验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