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堂兄一家合影）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前几年我退休后，一次回国时，曾专程去山东寻根，看了看父亲的出生地。老家那时就已经发生了巨变，我走出宽敞明亮的潍坊高铁站，坐上出租车沿柏油马路，居然一车直到村里。堂兄和子女们虽说不富裕，但也都住进一排排整齐的红瓦房，堂侄们也开上了电动车。看到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堂兄，听到他那地道朴实的青州方言，我感慨万分。仿佛看到了爷爷，也想起了爷爷的那把锄头……

出国前，我家曾有一把锄头，它是爷爷辗转传下来的。这是北方农民常用的一种带弯的锄头，半圆形的锄板连着鐵弯柄再套在长长的园木把上，足有近一人高，做工很精制。这把锄头可能爷爷已经用了多年，木把磨得油光发亮了。

这把锄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爷爷去世，父亲从安徽回山东老家奔丧时带回来的。记得父亲回来时没有说爷爷是生什么病死的，只是说爷爷临死前想吃豆腐。按说豆腐又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还能买不起吗？父亲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工程师，工资要比普通职工高两三倍，又是一个孝子，每月都往老家寄钱。不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月，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吃的东西。

那次奔丧，父亲还背回来一个捣蒜的石臼。因为奶奶那时身体也已是瘦骨嶙峋了，她知道父亲喜欢吃大蒜，就叫父亲也带上。父亲回来后不久奶奶也去世了。

爷爷是山东潍县人(现为潍坊)，祖辈都是勤勤恳恳种地的农民。母亲曾多次和我们念叨过爷爷是多么会过日子：去高里乡赶集，拉屎尿尿都要憋着回家，从不在外边解手。所以我早就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下乡看到路边麦田有一撮地特别绿，马上就想到，是路人或牲畜在这里“方便”过了。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含辛茹苦，终于把父亲，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供养上了学，家里也置起了不大的砖房四合院。

父亲也常和我们说过当年求学的不易，总是带着“火烧”和杂粮“扒谷” (类似窝窝头)作干粮，到临近的昌邑还是寿光上学，有大葱和蒜就和着当菜就不错了。父亲靠天资和勤奋，书读得不错，后来投奔亲戚去南方，上了技术学校。跳出了“农门”。爷爷1949年前后“土改”时，被划的成份是“中农”， “既不好，也不坏”。

我和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曾经回过一趟老家，见到过爷爷和奶奶(我们老家喊成“嫲嫲”)。那是1955或56年春节，我和弟弟十一二岁。父亲带我俩做火车从南京到潍县，在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父亲雇人用独轮车把我俩一边一个推着，回到几十里外的村子。一进村，村里的孩子看见了，就吆喝着：“戏班子来喽！戏班子来喽！”因为我俩穿着母亲给我们做的一样的新衣服，戴一样的帽子，穿一样的鞋，村里的孩子就当成戏班子了。

爷爷留着山羊胡子，慈眉善目，腰板挺直。奶奶是小脚，但走路很利索，天天一早就给我们吃煎蛋，黄谷子做的枣子年糕。爷爷和奶奶见到我们两个“城里的孙子”，整天乐得合不上嘴；只是我们一口南京话他们听不懂，他们的山东老胯话我们也似懂非懂。一家人睡在一个暖和和的大炕上。

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来磕头拜年了，压岁钱拿到不少。我俩更感兴趣的是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踩高跷，木制高跷绑在腿上，站起来一下子高了一尺多，跌跌撞撞走了几步就能走起来了。年初二，我二大爷就套上马车带我们去走亲戚，看我大姑和二姑。大车就像莫言在著名小说《蛙》里形容的那样：“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莫言老家山东高密和潍坊就挨在一起。那时农村里已是“合作社”时期，二大爷赶的马车很可能是属于集体的。

给我的印象，那时的老家生活还是不错的。万万也没想到：没过几年，爷爷和奶奶都去世了，连豆腐也吃不上。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整个国家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要“上史书的”的。莫言在书中说：“那两年，公社四十多个村庄，没有一个婴儿出生。原因吗，自然是饥饿。因为饥饿，女人们没了例假；因为饥饿，男人们成了太监。”

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我刻骨铭心。1958年，我进了高中，没多久就参加了“大炼钢铁”。我们曾靠肩膀扛，运送过焦炭。我们还住到高炉附近，一大早起来就去敲矿石。大一点的同学用大锤把大矿石砸开，我们小一点的同学坐着用小锤把石头敲成更小。左手扶矿石，右手拿锤敲。晚上有时干到深夜，瞌睡急了，锤就砸在左手上，左手几个指甲全紫了。当然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学校里上课。不过总是伴随着一些“新鲜”事。一会儿白天敲着脸盆，轰天上的麻雀除“四害”；一会儿夜里搞“劳卫制”和“等级运动员”达标“放卫星”。为了达标，明明是田径项目“竞走”，到了黑的地方却跑起来了。

一年多后，我们就陷入了饥饿。我们同学中不少是家在农村的住校生，食堂的伙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每每听到的是“精神会餐”，真是验证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起码是验证了一半。我走读，中午就在父亲机关食堂里吃。那时一人一个饭卡，吃几两就划几两，不能吃过头，否则到月底就没有吃的了。

我和弟弟那时正长身体，父母亲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人每天都省一两给我们。后来母亲得了浮肿病，父亲瘦得下巴都尖了。之所以在食堂里吃，一是因为父母工作忙；二是当时食堂里有一种出饭率高的技术，可以把同样的米烧成更多的饭。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但能让肚子满足一下也不错。后来食堂还有“瓜菜代”食品。

1960年，我们全体学生带行李步行七十多里，下乡睡地铺，去搞了几个星期的“小秋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看不到“社员”(当时称农民为“人民公社社员”)。秋收我们也收不到什么东西。每天大家都盼着吃饭。所谓的饭就是米加红薯叶熬成的粥。每人先发几勺，到最后，大家都望穿秋水、眼巴巴地看着锅里排队等着，看看能不能再填一勺。

那段日子，我的思想很苦闷，整天郁郁寡欢。一方面在政治课上学的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如何伟大正确，一方面是饥肠辘辘，心里话还不能跟任何人说，说出来就影响自己的“进步”了。从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我一度万念俱灰，真有自杀的念头，不知算不算“堕落”，或是“沉沦”。现在看来，那时就是得了“忧郁症”。几年后在大学，一次“向组织交心”活动中，我竟然还把几年前这个思想活动当众“向组织交了心”，幸好没造成“自投罗网”，真是万幸。

父亲带回来的爷爷的锄头，那时发挥了作用。当时家住的机关大院里，家家开荒种地。父亲带着我们也干了起来，除了锄头，家里还有锹和粪桶。父亲打小耳濡目染，对于种地，虽不是轻车熟路，也起码略知一二，我们种的胡萝卜当年就有了收获。结的胡萝卜籽太多了，自家用不完，我和弟弟用一个抽屉端着还上自由市场上卖过；不过“生意”不好只卖出去几毛钱。我们在学校里，每班也都种了菜。我记得我们班种的是牛皮菜，不好吃，但长得快。

1961年，我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家住的本市。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去加点餐。后来父亲开始享受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每月有十张餐卷，可以到市里两个指定饭店去吃或买高价食品。自由市场也如沐春风地恢复了。但肚子里没油水，回家一下子吃多了也不消化，常常是星期一回学校就“跑肚”。

刚进大学，学校里的体育课避免剧烈运动，只教太极拳和长拳。后来运动队才恢复。我参加了校足球队。比赛期间学校给的伙食补助是每天两个红薯饼，吃着黑呼呼的两个小饼喝着稀饭。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当年天下不知还有多少更不幸人和家……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在文革期间过早去世，母亲在1992年我第二次出国前也走了。我在美加打拼多年，早已成了海外华人。这次回国寻根，虽然爷爷奶奶的墓已经不再了，但可以告慰老一辈，祖国已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当年他们(包括我们)所经历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