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能用“甲子”作为单位来计算的事真是微乎其微。今年2016，我突然想到，和我初中班主任吴老师的师生情谊居然已经有60年了：命运之神总是让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经历中跨越时空而交汇、情牵……

2015年5月，在多伦多不断收到九十高龄的吴老师及六十多岁的小女儿从美国克里夫兰打来电话，告知吴老师近来咳血住院，肺部发现肿瘤，情况危殆，并要和我们商量是回国还是留美。多年来她有大事总是和我及我的妻子商量。我们倾向于她留在美国，但吴老师最后决定回国，因三个女儿均在安徽蚌埠，而且还有一个外孙是一家医院肿瘤科主任。我们得知，立即前去克里夫兰给他们送行，她在美国外地的儿子来不了，有我们在，他们就放心多了。

我们从多伦多开车前往克里夫兰一座亚裔老人公寓，吴老师当日上午已出院，准备次日登机回国。在短短相聚的几个小时里，她女儿忙着正整理东西。吴老师已经意识到，这一走亚裔老人公寓就回不来了，能否回美国都很难说了。这时她想的是，把十几年来积攒下来又带不走的东西送给我们和老人公寓里的朋友们。我们接受了她的一幅美术作品。

第二天，我们从旅馆去老人公寓，和教会的几个朋友一起把吴老师送到机场，并帮着办理登机，让机场安排轮椅优先登机。我用英语写了一个在机上“万用”求助的纸条，让他们随身带着。妻子在吴老师身边交代着、安慰着，一直到安检口，目送她离去……

时光如梭，从我们第一次去克里夫兰看望吴老师已经十多年了。我是于92年第二次出国去美，后来移民加拿大的，很多年没回国了。千禧年到来，我给吴老师发了贺卡并告我的地址电话，寄到蚌埠。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吴老师的电话，是从克里夫兰打来的。说她又来美国了，而且办了绿卡。多亏她在国内的女儿把贺卡转寄到美国，从贺卡上看到我的电话号码。一张贺卡往返“飞越太平洋”把我和老师又牵到一起。

克里夫兰离多伦多不到500公里，开车仅四五个小时。从此有了我和妻子频繁的俄亥俄之行，有路过也有专程。她对我妻子也很亲，视如己出。我们也安排她来多伦多两三次，不少名胜都留下了吴老师的足迹。让她感到最高兴的，是在多伦多看到了我上班的地方，让我给她在“MOTOROLA”落地的大牌子下留了影。当时摩托罗拉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她看到学生能“打入”其中，好像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我在五十好几又没有北美学历的条件下，能进去确实也不容易。

2004年我们去克里夫兰看望吴老师，一进她家门，就给我们一个惊喜。吴老师亲自做了一个蛋糕，上面插着蜡烛并写着“华磊花甲”，那年我正好六十岁。吴老师真是有心人，她对我们的子女，包括外孙女，个个都叫得上名字，还不断了解他们的近况。

在北美这段和吴老师密切接触中，吴老师的好学精神令人敬仰悦服。她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仅像一般老人那样学绘画、学跳舞，还搞上了电脑。为能看到E-mail包括我写的游记和文章，她买了一个很不错的笔记本电脑。我每次去，不仅要解决她提出的问题，还要忙着帮她更新调试设备。我还在网上订购，直接给她发去了DVD机和电脑汉字手写板。

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末我和吴老师联系上，也是有戏剧性的。1958年我随父母离开蚌埠后，几十年和吴老师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六十年代初学了五年制无线电专业；即将毕业时又遇上了的文革，拖了两年分配(成了七年制)，被“发配”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以后又当电工好几年(在安徽淮南一机械厂)，经历了世事沧桑，饱尝人生之路的崎岖蜿蜒。直到1990年，初中同学为吴老师65岁生日在蚌埠搞聚会，才和我联系上了。

他们知道我在安徽大学教书，是吴老师告诉的。原来，吴老师1988年到美国探亲，在她儿子攻博的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中文杂志《神州学人》。上面恰有一篇介绍我的短文和我的照片，知道我75年调到母校任教，84年去美国进修，并于86年回国了。这真是一本杂志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梁。那次聚会见面时，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时光荏苒，我们已经三十年未见了。师生相见情谊纯真依旧，久别重逢有聊不完的话题。同学们笑谈当年求学时光，情意融融，场面温馨。

我是1956年上初二时成为吴丽娴老师学生的，我家从南京迁到蚌埠。吴老师是班主任，教我们生物。吴老师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推荐我，在学校少先队改选时，我任全校的大队长，还是学校“生物角”的组长。吴老师讲话带南京口音，我听起来特别亲切。

我们班同学来自不同家庭，有本市居民，有蚌埠周边县农民；还有我们几个，家长是直属国务院治淮(治理淮河)委员会的高知或干部。那时吴老师已有三个女儿，家务繁重。她仪表端庄、温文尔雅。不但把生物这门“副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对我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对我的成长可谓德厚流光，成为影响我一生的启蒙老师。吴老师不光是对我一个人如此，还帮同学交过学费。那时，农村住校同学家贫穷，至今我还记得冬天他们脚穿草编的毛窝子(底是块木板)，两手对抄在袖子里的样子。不少都是我的至交。

我感觉我们这个班和吴老师最亲，去年又聚会庆贺她九十大寿。在最近十多年和吴老师在北美的互动中，亲耳听到吴老师诉说了许多当年的遭遇。我才领悟到，那时正是她蒙受人生最大磨难的时候。她的痛苦回肠百转，却只能含悲茹痛，深深地埋在心里，把情感全部投注到对学生的关爱和培养中。这使我对吴老师的崇敬又得到了升华。

吴老师也是从南京到蚌埠的。她的丈夫曾就读过黄埔军校晚期，49年后留在大陆，有了工作。在我就读初中期间，他因有“反党言论”，又有历史问题，成了“反革命”而入狱。一次他要被押解到外地，托人带信要吴老师设法给他弄点粮票。吴老师得知后，非常犹豫，最后摄于政治压力，又考虑到几个孩子的前途，万般无奈没有敢去送粮票。不久丈夫死在狱中，至今不知尸骨何在。

文革后冤案得以昭雪，并发了几百元补偿金。吴老师在给我的E-mail中说，“能够归来的人是幸运的。如能够找到残缺的尸骨，多少也有一点心安。我都试过，不堪回亿，又无法忘却，只是痛，撕心的痛，流不尽的泪……”。为粮票的事，吴老师后悔了一生。我和妻子再三宽慰她，这是不是她个人的错，也不仅仅只有她一个人交此厄运，粮票就是送去了又能这样？

丈夫“走”后，吴老师生了一个遗腹子，是个儿子。那时吴老师也只有三十多一点，从此守寡。她的儿子很争气。改革开放后，一举考上名牌大学，接着到科学院一研究所工作，后来去美国留学读博，移民美国。这才有了我和吴老师北美相会的奇缘。

言归正传，2015年吴老师回国后，得到女儿们和第三代的细心照顾，肺部恶性肿瘤得到了控制，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当年11月份我回国时，特地去蚌埠看望了她，现在乘高铁从合肥去蚌埠只要不到一个小时。她的女儿在家里烧了一桌家常菜，请来我的同学作陪。问起病情，吴老师告诉我，是一种印度出的抗癌药正好对上号了。

我一直用E-mail或电话和她及她女儿联系。不久前，她女儿说，吴老师身体还不错，居然长出些黑头发。最近吴老师用上了智能手机，开使用微信和我联系了。她想用视频和我通话，可惜，我的耳朵不争气，她也早已用上了助听器。正如妻子所说的，“两个聋子”通电话是很有趣，也是很可怜的，她女儿便成了我们的“中介”来沟通。

在新年来临之际，回首往事，正是“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岁月如歌”。祝吴老师继续康复，迈向您人生的“二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