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最近在整理扫描1984-86在美国时的照片，看到三十多年前的一张张合影，引起了我对在美国期间一些友人的怀念。

1984年，经多年努力我终于迈出国门了，在旧金山踏上了美国土地。同机前往的还有化学系的曹征（化名，下同），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安徽大学任教的。我们曾一起在上海外语学院培训过英语。到达旧金山时，他的亲戚章立先生到机场把我们接到家中小住。

章先生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穿着入时，玉树临风，确有影视中海外华人的派头。我们初来乍到，总感到拘谨。到家后，他打开冰箱指着水果和饮料说，吃什么随便拿，短短的接触，一下子就让我放松、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了。第二天带我们去游览了那里的主要景点：金门大桥、艺术宫和唐人街，简直让我看花了眼，尤其是那金碧辉煌的唐人街让我瞠目结舌。章先生和我们一路玩一路讲，一天下来，我觉得章先生心无城府，和他已经无拘无缚了。

如果说章先生对我们倒屣相迎的热情接待，是看着曹征的面子，后来发生的就更说明他的古道热肠了。事情是这样的，几乎过了两年，我妻子在我回国之前要来美国看看。我帮她订的机票也是要在旧金山转机的，那时出国远不像现在这样习以为常，是件让人既兴奋又让人六神不安的事。加上我妻子胆子小，当时英语又一窍不通，出国的事使得她惶惶终日，尤其是想到转机。

这种心情我感受极深。当初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学习，一下子来到美国，还是很紧张的。从旧金山我和曹征一起飞到圣路易斯机场，他转机去了另一个城市哥伦比亚，我一个人要在机场等灰狗大巴去罗拉（Rolla），这几个小时如坐针毡。机场候机大厅里，不时地传出广播声，我“竖着耳朵”听着，总以为是叫我。特别是后来想上厕所，厕所只有几步远，但无可奈何不能去，因为带着两件大行李，怕丢了。有不少美国大兵来来往往就坐在我旁边，但我不敢叫他们照看行李。一直憋到上了大巴才解决了内急。

现在想起来，不禁令我莞尔。这里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有一个文化冲击问题。过去受到的教育让我们建立的美国大兵形象就是“烧杀抢掠”，刚到美国就成了条件反射，怕他们，至少不信任他们。在美国多年后，我才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这里的士兵也是受到人们尊重和爱戴的，一般是可以信赖的。

书信告以我的经验，但还是难以说服妻子，我只好想办法了。于是就冒昧地给章立先生写了封信，问他能不能去机场帮我妻子转机。他回信欣然答应了。结果妻子来时一路顺利。我在朋友帮助下，开车去圣路易斯机场接她时，只见一个身穿制服的高大黑人引导着我妻子，一路向出口走来。见到我时，在确认我的姓名后，才把她交到我手中。后来问妻子怎么回事，她说，章先生在机场写了个条子，说明她因语言不通，要求特别关照。每每想起这事，真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

1984到86两年，我是在UMR（密苏里大学罗拉分校）当访问学者的。如今已改名为密苏里科技大学Missouri S&T。对中国人来说，名字改得尽如人意，据查现有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而我们那时，台湾留学生很多，有七八十，大陆来的学生学者还是凤毛麟角，只有十来人。

在罗拉的两年中，我所在的电气工程系EE（俗称Double E，美国没有无线电系，都含在这个系里）的迈克菲森教授和他姐姐康尼经常开一辆大车请所有中国学生学者去他家做客。他们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就是在在他们家过的。两个老人一下子要招待这么多人，真不知他们的这种德厚流光、高情远致是怎么造就的。

他们准备了很多西餐食品，还有甜点；这还不算，还买了许多适合中国人吃的食材，要我们在他家包饺子、烧中国菜。照合影的时候，年迈的迈克菲森老人降贵纡尊非要坐在地上不可。让我们这些在国内习惯了尊贵的人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们的鼓动下，迈克菲森教授后来去了中国访问和旅游。回来后特地召集所有的大陆学生学者去他家开派对，放幻灯片把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介绍得淋漓尽致；还喜剧性地描述了在中国上下车时拥挤的尴尬，既让我们捧腹大笑，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赧然。

86年夏我妻子来美，恰遇美国国庆节，迈克菲森教授又专门搞了一次派对，傍晚，我妻子兴奋地在他家院子里玩起了他给我们准备的烟花，其乐融融，真感回到了童年。

机械系的华人教授李先生一家也经常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李教授是从台湾来美念书然后当教授定居美国的。后来他的父亲也从台湾来美住下了，我们随李教授的儿子大卫，也叫他“李爷爷”。他们的原籍是山东，李爷爷慈眉善眼，慢腾腾地讲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让我这个“山东人”（其实没在山东怎么待过）十分亲切。

据说，当年李爷爷的妻子未来得及从大陆撤走，后来遽离人世。八九十年代，随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读到过不少反映山东去台老兵这种妻离子散的记实报道。经历了世事沧桑的老爷子从不和我们提这件事。

李教授家远离市区，院子巨大。在罗拉要去像个样子的东方食品超市，开车要跑两小时。李爷爷自己开荒种了很多中国菜，还做起了豆腐。每次在他家都能吃到十几种可口的菜，临走还让我们生的熟的都带上。在他家，我们可以打乒乓、下棋打牌，让平常学习研究那紧绷的神经得到放松。他家在市郊，我们都没有车，每次聚会多达二三十人，都要他们接送，往往是李教授开一部车，李太太一部车。我始终未能得以醍醐灌顶，理解他们为什么对大陆学生这么好。要有多么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到这样！

还有一位何教授也请我们到他家做过客，他家是台湾的高官。六年后我再度去美并利用圣诞假期，乘灰狗大巴从东海岸的巴尔的摩去密苏里州的罗拉回访。住在李教授家，也见到了何教授。后听说何教授已因癌症辞世。有机会真想再去看看李教授一家。

后来我又交了一个美国朋友，数学系退休教授约翰逊。一个周末，我们几个人去逛Yard Sale，路过他门口，身材高大、目光深炯而慈样的他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我就停下来和他聊天了。互报身份后，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和我一样大，可惜在上大学时出车祸走了。虽然事隔二十年了，还是能看出在他们精神上留下的创伤。

我欲言又止、一时无语，不知如何安慰他，只能面露同情之色。从此我们开始了密切的交往。知道我们没车，不能远行，周末他就带我们到周边的州立公园去玩，还带我去了一个私人飞机机场参观。我妻子来后，把我们请去他家做客，带我们去看他种圣诞树的农场。我们回国后还一直保持联系，给我寄来整版的新美国纪念邮票。

在美国和我们交往最多的就是方氏兄弟了。认识他们是因为方迪夫妇是我妻子的大学同学。因“家庭出身”和“港台关系”问题。方迪几次高考未被录取。后因政策松动，才被“农学院”录取。方迪十分珍惜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成绩十分优秀，但到了“文革”还是未逃“反动学生”的厄运。几经风雨、几度春秋——多年后方迪夫妇调回省城，我和妻子也告别新疆茫茫戈壁和贫苦农村来到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两家的密切交往。此时他哥哥方戈一家已经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多年，后来便开始办理了方迪一家的亲属移民。

1984年来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我和方戈先生经方迪牵线，取得联系。在信中，他言简而意丰，情深意切地欢迎我来美国进修学习，鼓励我学成报效祖国，洋溢着一个海外华人对来自祖国大陆学者的热切期望。随即给我寄来了一个很高级的计算器，那时还没有个人电脑，这个计算器从此便成为我学习和研究的神兵利器。

1985年暑假，我们六个访问学者结伴自驾畅游了美东。方先生得知后，热情地欢迎我们到纽约时住在他家，这给我们这些那时还囊中羞涩的学者提供了太大的帮助。他家并不大，却一下子来了六个“壮汉”。每天晚上，我们玩后回到他家，总是受到酒菜招待。他是华尔道夫大酒店的调酒师，在他家，我有生第一次品尝了那香甜醇厚的烈性酒——白兰地和威士忌。席间我们对他家再三言谢，他总是说，你们这些来自祖国的栋梁，我请都请不来呢！

离开纽约我们六人一路上感怀不已。如今看到和他合影的照片我结草衔环（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更心怀愧意……后来听方迪说，他哥哥还曾捐赠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其实他家并不富裕，太太在衣场做过工。

1986年我“海龟”回国，三年后方迪为了孩子举家移民美国，开始了异乡他国的移民生活。人到中年，语言、事业、心理对他们都是新的挑战，但他们坚持下来了。92年夏我再次赴美国，从上海飞纽约，再乘灰狗大巴去马里兰巴尔的摩。方迪在肯尼迪机场接到了我，先把车开到他哥哥方戈家，为我设宴洗尘。当地治安不好，时有案发，方迪坚持要把我很重的每件的行李从车上卸下，搬到楼上，宴毕后再一件件搬回车里，带我到他家去留宿。他对人的情真义笃就可一斑窥豹了。

新世纪来临之后，听说方戈先生罹患癌症的消息，并知他在正在服用红参，我和妻子跑遍了多伦多的商店，买到了韩国“正官庄高丽参”，专程去纽约看望了病重的方先生。但不久还是得知他去世的噩耗。

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我们报上看到一则有关方迪的消息：从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开始，他就一直和广大华侨华人一起，在纽约法拉盛街头为中国地震灾区募集善款。因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上衣口袋里还揣着急救用的硝酸甘油。“我爱人非常担心我的心脏因情绪激动而出现问题。但这个时候我实在坐不住，我必须为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和人民做些什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09年我们在中国相聚，那时他刚参加建国五十周年的观礼活动。此时方迪已现疲惫，伴有下肢浮肿。回纽约后不久便诊断为食道癌。2011年4月我们专程去纽约看望，为不打搅他们的生活秩序，本打算住他家附近旅馆，但方迪坚持要我们住他家，好在一起多谈谈。他叫来了全家人在家里聚会欢迎我们。我给他们一家照了难得的全家福相片。他又叫大儿子带我们一起去法拉盛的世博会原址参观。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和他们夫妇的最后一次合影。两个月后，方迪去世，听从方迪夫人的劝阻，我们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和葬礼。

“故人何在，烟水茫茫。”“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