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感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回国期间，一个秋风萧萧的日子我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里是南京城西南江东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万人坑。

进去就看到一组劫难同胞的雕塑，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形象嶙峋而惊恐，令人十分震撼。底座上写着“1937年12月13日，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 看到一尊尊雕塑，我仿佛听到了遇难同胞的亡灵的呐喊：记住历史，不忘国耻！

悼念广场上有一个形似十字架、刻有南京大屠杀事件时间表的石碑、“倒下的300000人”雕塑及“古城的灾难”等大型的艺术品；而祭奠广场上则有一面刻有馆名的纪念碑，上面分别用了中、英和日文刻上“遇难者300000”的字样。

大屠杀一个原址对面是大屠杀各个现场的纪念碑：鱼雷营、汉中门外、燕子矶江滩、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上新河、北极阁、普德寺，碑上都刻写这丛葬记录。看到这些铁证，和参观的人一样，我们沉重、悲痛、愤恨。

墓地广场的《母亲》雕塑令我印象深刻——悲伤的母亲、枯树、寸草不生的卵石广场，表现出“死亡”的意象，与周围的绿树和青草相互对比，构成“生与死”的主题。

在悼念广场的西面，我看到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张纯如的铜像。这位年轻漂亮的华裔女作家前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找到了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她的书第一次让欧美人士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史实。张纯如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一次多伦多“史维会” （全称“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组织的活动中，我们曾在多伦多见到过张纯如的父母，并与他们合影留影。还买了此书。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又一次唤醒了我对姥爷（在我们老家山东，外祖父称为“姥爷”）的追思。与姥爷，我未曾谋面——很可能在我出世前，姥爷早就不在世上了。但我们姊妹几个从小到大，不知听母亲多少次提起姥爷，他让我们敬如泰山、深深怀念。

文革中，我们家多次被抄，包括字画、手饰，甚至粮票；连相集也不能幸免，一些被认为“封资修”的照片被抄走。所幸的是留下了姥爷的一张照片，并且已经从相册上撕下。这就成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唯一的一张姥爷的照片了。我们赶紧把照片和背面扫描成数码文件保存。

照片上的姥爷身着铁路制服端坐在椅子上，身材高大威武，一看就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我总是把他和“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联系在一起。他端正威武的“国”字面孔、广豁的天庭、浓郁的黑发、硕大的双耳、扬起的双眉，让我深信，他是一个刚毅耿直的人。

姥爷是胶济铁路的工程师，他的名字叫庞书法。正如他的名字所昭示的，他深谙“书法”，据说当年胶济线上一个大站的站名就出于他的笔下。

照片的背面写着；“庞书法，字梅雪，山东省潍县人，时年四十二岁，任胶济铁路工务段工务员。摄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 看来不像我母亲的笔迹，虽然她的字写得也很流畅、颇有男子手书气概，但却没有那么颜骨柳筋。姥爷的字号“梅雪”透现出了他性格的“孤傲高洁、清平淡雅”。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在人们过着“民国时代”日子的时候，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地位极其重要的山东和胶济铁路成了战场和屠场。一天，姥爷突然被日本宪兵抓走，就再也不知下落了。这是日寇欠我们家的一笔血债！自小我们姊妹四个对日寇就有一种特殊的仇恨。

照片摄于“民国二十六年”，就是一九三七年，那是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年。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从年鉴上，我找出了一九三七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儿”：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克北平和天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军激战忻口、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日军攻克中国首都南京，发生南京大屠杀……

山东军队、平民抗日武装和铁路工人经常不断地破袭铁路和日军列车，使侵略者共发生停运一千多次。在这种背景下，我姥爷参加抗日活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姥爷被捕后，或许立即就被戕害了，要不然怎么会一直渺无音讯。

也许，姥爷被抓去当了劳工。据不完全数据显示：抗战期间从青岛输送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的劳工，多达74万余名，其中以山东劳工最多。恶劣的关押和劳役环境，让无数劳工失去生命。这部血泪史与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融合在一起，谱写出悲壮的历史篇章。在压迫与反抗中，劳工们或逃亡、或暴动、或遭鞭打、或被杀戮。我姥爷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员。

中日建交后，母亲又提起了姥爷；我突发奇想，想试一试打听姥爷的下落。在向母亲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后，于七十年代末去信给日本驻华使馆查询。信寄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日方竟然不予理睬，毫无回音。

母亲早已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能记得我姥爷大名“庞书法”的，也就是我们年已古稀的姊妹几个了。

走出大屠杀纪念馆，我又一次地在心中呼喊：姥爷，您魂归何方？！